在巴黎，刘钰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钰，“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钰“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钰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莱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糊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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