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底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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