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愈来愈富了。第二，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的过程中，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的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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