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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杨绍清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一五一十地道出之时，陈子壮与王夫之的眼睛不由也闪得更亮了。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了先前郁闷的气息。就差没有直接向女皇陛下坦言：瞧，陛下，四方蛮夷都在仰慕我天朝的制度呐。这还不能证明天朝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吗！

而孙露本人对于丈夫的拆台似的举动，却丝毫不已为意。这些事情她早就已经知道了。甚至为此她还特地与玻意耳等欧洲学者亲自做过证实。从这些人的口中，孙露得知原来对后世西方影响颇大的启蒙运动竟也有中国的作用存在。文艺复兴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尘封的历史记忆深处解放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但要证明这点，先要证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的。而利玛窦的记述恰恰在这个时候给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指出了一个现实的“理想国”——中国。因此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敬慕与其说是热衷于华夏文明，不如说是出于欧洲人自身的实用主义。他们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做动力罢了。在他们眼中这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火枪、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探索世界并无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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