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学家戏称为“丙戌书生革命”的动乱终以一场令历史蒙羞的闹剧而宣告结束。仅仅是在北京一地，被刑部登记在案的活跃分子就超过了三千人之多。自然，当局宽宏大量地对他们的过失既往不咎，允许这些垂头丧气的儒生们在军队的监护下离开大明门。然而最令他们感到羞愤的却不止于此，在泛着钢铁光泽的军队封锁线后面，数以千万计的京城百姓用来迎接他们的却是轻蔑的嘘声和不绝于耳的谩骂，甚至于四下横飞的**蔬菜瓜果。很显然，站在文士们这边的市民并不多，至少可以说比他们原本预计得少多了。

发生这样的悲剧性结果不能不归咎于李贽等人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萧弈天执掌帝国的三年间，受益最大的无非是军人和商人：前者获得了原先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优厚待遇，后者则拥有了从来梦寐以求的有利环境与国家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得到了几千年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社会尊重和政治地位。而在这北京城中，军属和商贩差不多就相当于总人口的六成左右。此外，税法改革将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大大减轻，得到了农民们的广泛拥护；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则极大地开拓了海外市场，提供了安全稳定的贸易路线，令工场主大发横财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在土地兼并浪潮中游离失所的流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即便是连续两年的全国性自然灾害也不能动摇内阁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帝国从海外调集了将近一亿石平价粮食，将物价有效地稳定在了正常波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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