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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