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立国至孝文帝迁都平城，佛教兴隆，信仰盛于南方，但着力在兴办佛教福事，其间除昙靖伪造《提谓波利经》和县曜造《付法藏因缘传》等外，在译介佛典上几乎无可记述。百年（386-494年）少有佛经，导致北魏境内佛教的发展，流于世俗化的兴造佛寺及群盲的躁动。慧皎《高僧传》中，有关北魏僧饶记载仅有四人，对昙曜的记载也仅是附在《玄高传》下。由此可见，当时虽上下尽皆信佛，但真正的得道高僧寥寥无几，大多只是些世俗比丘罢了。

此时佛教乱象频生，破戒之事，屡见不鲜，不破戒之比丘，却是万中无一。《魏书?释老志》“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揪溢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贼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由此可见当时当时佛教流弊之深，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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