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我的前半生--一 不静的“静园”

一 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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