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虽然各省抚宪还是把节礼、火耗视为例行收入，康熙年间，内阁六部均有过明文通行全国，禁收火耗节礼，累商扰民。所以，在康熙朝的奏折中除了年羹尧的这一份以外，也很少一见督抚向皇帝自陈本部火耗数额，恳请皇帝允许自己“奉旨收取“的类似例子。

就连康熙的兄弟李煦、曹寅等人，因为康熙南巡接驾而拖欠国库、亏空过巨，无以归还，因康熙倚他们为耳目腹心，这才恩赏领榷关税、提取抽分之职，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清补完帐，数年之后，李煦也才敢籍此上折要求将关监督一职延期，实有其不得已之处。

此种特旨，必恩出于上，方不逾法理。“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各省收取的耗羡，只有各司心照不宣的暗地分派，岂有明目张胆地向圣祖请旨，“合法收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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