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需保证每年上缴商税三百万贯，如此州衙不干涉杭州商事。此后各行其是，地方稳定，赋税上升，政事堂的相公们自是乐观其成。三年任期满，吏部考课，无功无过，于是继续留任。

初始两年，曾有御史弹劾丁起与江湖匪帮勾结，却被徽宗皇帝数度驳回，弹劾的御史也屡遭政事堂相公白眼，这其中自有微妙。

朝廷忌讳南流北堂，恨不能剿而快之，但太祖皇帝遗训：“江湖事江湖决”；更况乎朝中掣肘连绵，南流北堂经营十余年，与地方和京官利益的纠扯是千丝万缕，自其中经营中得利者不知凡凡，牵一发便动全身。蔡京、王黼执政，也唯求一个“稳”字， 不敢轻兴清剿念头，再秘密向各派安插奸细，意图以江湖治江湖，从内部摧毁。

丁起对杭州、对名花流的策略便与朝廷不谋而合。明着将杭州商权尽赋受控于名花流的杭商行会，暗地却秘密扶持代言人，在行会里与名花流抗衡，采用以商治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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