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透拓跋焘的灵魂。国史案后,拓跋晃责备过高允:“人要懂得见机行事,人不知机,研究学问干什么呀!我替你开脱死罪,引导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把至尊气成那样,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高允对太子说:“史官就是要直笔,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为将来诫。这样,人君才会心生畏忌,做事才会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廉洁,爱憎掩盖公直,才有此祸。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算什么罪过?臣与崔浩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臣蒙殿下再造之德,违心说假话,那才是不应该的!”
高允看似木讷,其实洞察世事,心机深沉。他清楚看出,崔浩之罪并不是书写国史失当,而是平时为官过于贪婪,对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的爱憎过于分明,对己不能廉洁自律,对人不能一视同仁,这样就让人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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