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

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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