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上，18世纪以来的种种现代政治哲学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欧洲启蒙时代特定时代的特征。

那就是欧洲在没有科举制度的情况下经历了漫长的封建贵族主导政治社会地位的时代。社会中上层的市民及小资产阶级却无法通过类似中国一样方式谋求的自身地位及政治需求。

工业时代初期陡然增加的社会矛盾乃至对自然经济下民众利益的侵蚀则又促进了整个社会底层的觉醒。

不论是自由主义也好、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好，都是这种应运时代而生产物。通过高举民众至上带有某种民粹主义基因的思想从而把20世纪打造成一个平民的世纪。

然而在那些“获得了解放”的平民至上的民主社会，整个社会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同传统中国似有些神似的对自我的放纵乃至进步追求的懈怠、得到的是愚昧的政治正确和畏惧牺牲付出的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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