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交……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

欲观周之所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在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制度，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弟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

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犹兢兢以德治为务……”

宣武门内帘子胡同内的四合院里，油灯之下，擦拭过眼镜的王国维正在审阅自己的心血之作：——《殷商制度论》。这部原本在1917年才写就的著作，之所以早日出世，是因为甲骨文的大量出土，这其实是复兴会下面中国教育会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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