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造远征古巴的舆论氛围，李经述让《华报》揭露华工在当地的真实惨状，他强调“犯华人者，虽远必诛”。

不久，《华报》的资深记者刘少白上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介绍在古巴的华人现状：与其他帝国主义殖民地一样，古巴1898年还是殖民者的乐土，是被统治者的地狱。哥伦布1492年来到古巴时。古巴岛上生活着瓜纳哈达贝伊人、西博内人、泰伊诺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用血与火征服、镇压原住民的抵抗，原住民大批地死去或避祸深山，那些躲避不及的原住民则成了奴隶，被驱赶到地里干繁重的农活，种植甘蔗、可可、烟草和咖啡，在监工的虐待下纷纷毙命。这样。西班牙人不得不从非洲引进黑人继续从事种植园的劳作，奴隶制便被带到了美洲大陆。到1868年，卡洛斯·马努埃尔·塞斯佩德斯和马克西莫·戈迈斯发起起义，要求古巴独立的十年战争，最终被西班牙军队血腥镇压。但黑人通过这次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获得了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即自由！对西班牙殖民者来说，他们抢来的土地需要垦殖和开发，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了“契约华工”，当时中国那些工钱廉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苦力！当年出洋的华工，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小业主、失业的工人，终日劳碌却难得温饱。不得不选择另谋生路，另外一些人是被无良的商人绑架的，当时这些卖苦力的华工在古巴的市价约为350至500比索，一比索银元大约七分二钱纹银，利润非常可观。这些苦力像牲口一样被装到麻袋里。这种有组织的绑架，是殖民政府拨出专款组织的“移民公司”。他们通过代理人、苦力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长，到中国的沿海城市进行掳掠。从1847至1874年，被运往古巴的华工达十四万余人。苦力贸易同奴隶贸易是一样的。那些不幸被绑架成为“猪仔”的华人命运悲惨，他们要在被称为“浮动地狱”的苦力船上经过5个月的航行。运送苦力的船，大都是由废置无用的破旧船只改建的，在狭窄的空间内，华工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为防止工人暴动或跳海自杀，他们在舱口加装铁栅栏，在甲板装设大炮，并派人日夜巡视。船长还经常无故拉出华工鞭打，意在儆戒华工闹事。由于船舱密闭、空气不能流通，淡水和食物严重不足，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导致疫病流行，加上船主的肆意虐待，华工在航程中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据谭乾初《古巴杂记》引用的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馆档案材料，1847至1874年间被运往古巴的契约华工总数达143040人，实际到达古巴的只有126008人。而最终能够活着到达古巴的华工，平均劳动寿命也只有5年，死亡率达到75％。在哈瓦那与古巴其他各省的甘蔗种植园、猪仔馆、制糖厂以及囚禁华工的“官工所”，在古巴的中国劳工过着“日未出而起，过夜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置之死地”的地狱般的生活。到1880年，古巴的12万多名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1895年4月，流亡美国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何塞·马蒂率领起义军在古巴东部登陆，同年9月成立革命政府。1898年初，西班牙首相派遣韦勒为古巴总督残酷镇压，韦勒首创下一个世纪人尽皆知的恐怖“集中营”制度：把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其中有不少是华侨，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在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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