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在大唐建国之初被称为善政，是因为每户每年只要交纳粟二石为租，绢二丈绵三两为调，服役二十日为庸。然而，这是以每丁在成丁之日起授田百亩这样的均田制为基础的，却与财产多寡无关。随着均田制的败坏，百姓成丁时几乎无田可授，而租庸调却依旧收取，更雪上加霜的是，在租庸调之外收取的尚有地税和户税，而逃役者则是借着纳资课免役的机会，大肆舞弊，以至于天下逃户渐多。

但各州县的官吏为了避免逃户日多而受责，往往隐瞒不报，而照旧以从前的数额征收租庸调和户税地税，把逃人的份额均摊到其余丁口身上，以至于不断逼迫更多的人出逃，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是宇文融提出的括田括户，深得天子之心的最大原因。

所以，成都四大家并不是真的反感客户，他们全都是在成都四境拥田上万亩的豪强，大量客户人口的涌入，给他们带来了更多低廉的佃户，数不尽的佣工，反而那些随着上任官员迁过来的衣冠户方才是他们真正提防警惕的对象。此外，就是那些所营田地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而且所值不菲引得他们觊觎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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