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在民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少数人的本质。如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之际，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的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极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届国会选举时即有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总理“以便宜行事”。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呼吁：“……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一朝事发。议员即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总理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总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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