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里说到了这个“积累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这是早一轮“摊丁入亩”），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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