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近年来的决策实践和效果来看，中国的重大决策不仅十分高效，而且相当顺利地解决了"协调难"的问题，这在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决策经验中已经有了证明。实际上，说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高效并非自吹自擂。从当前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并购、稀土出口政策的调整、对非援助与合作等多方面的重量级有效决策都使西方社会感到震惊。这说明，在决策参与结构扩大的同时，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国家体制内外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已然变得更加频繁，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又不断演化的沟通机制。新的参与结构与新的沟通机制共同作用，使政府决策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有人断言，现阶段中国的决策体制只有在"分配性"(distributive)的改革领域才比较顺畅，才显示出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能力，而在"再分配性"(redistributive)的改革领域，中国的决策体制不仅没能解决"碎片化威权主义"理论指出的那些难题，而且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能力也被进一步削弱。但是近年来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如最低生活保障、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障、全民养老保障、保障性住房）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表明，在"再分配性"政策领域，中国的决策体制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能力不仅很强，而且大大超过许多欧美国家，成功避免了重大公共政策遭特殊利益集团阻挠、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现象。下面将要讨论的新医改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w米w花w书w库w www.7m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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